沙陀人是怎样从一个小部族，发展成差点统一中国的巨无霸
以下文章来源于朱言文史history ，作者朱言
很多人都知道晚唐五代的枭雄李克用是沙陀人出身，但是何谓沙陀，很多人或许还是不甚清楚。
据《新五代史·庄宗本纪》记载：西突厥有铁勒、延陀、阿史那之类为最大；其别部有同罗、仆骨、拔野古等以十数，盖其小者也；又有处月、处密诸部，又其小者也。朱邪者，处月别部之号耳。
《新唐书·沙陀传》中说：沙陀，西突厥别部处月种也。
沙陀是西突厥属下的处月部的分支，沙陀原是地名，而非族名，只是由于处月居于“金娑山之阳，蒲类(今新疆巴里冲)之东”，此处“有大碛，名沙陀”的缘故，而将这一支部族名为“沙陀”。
唐贞观十二年(638年)，西突厥酋长乙毗咄陆可汗建立“北庭”，其下包括处月、处密、射脾以及西域许多部落。此时，处月的活动范围主要在今新疆阿尔泰山东南，巴里坤以东地区，这里也是处月最早的活动地区。
贞观十六年(642年)，处月部跟随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攻打伊州(今新疆哈密)、天山(今新疆托克逊北)，被安西都护郭孝恪击败。西突厥叶护贺鲁与处月部的首领朱邪阙俟斤阿厥率众投降唐军。
唐高宗永徽三年(653)，西突厥叶护阿史那贺鲁“招集离散，庐帐渐盛”，渐渐又有叛离唐朝之心，处月部也追随其反叛唐廷。此时的处月酋长朱邪孤注率处月部军队据守牢山，但是被弓月道总管梁建方、契芯何力打败，九千余处月部人被俘。为了安置这些处月部降人，唐朝在今日新疆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境内设都督府，以其首领拔野为都督。
唐德宗贞元中，沙陀历史上重要的领袖朱邪尽忠出任都督。这一时期，吐蕃正急攻唐朝的北庭都护府，“沙陀六千余帐与北庭相依”。在吐蕃强势进攻之下，贞元五年（789年）冬，吐蕃军队以葛逻禄、白服突厥作为向导，联合大举进攻北庭。贞元六年（790年）六月，北庭沦陷，“沙陀酋长朱邪尽忠皆降于吐蕃”。吐蕃将归降的沙陀部举族七千帐安置于甘州。
在对唐王朝的战争中，由于沙陀人的能征善战，吐蕃常常以其为先锋。但是，吐蕃人并不信任沙陀部族，甚至打算“徙沙陀于河”。吐蕃人不信任沙陀人，唐朝也开始了对沙陀的争取拉拢。在唐朝振武节度使范希朝的策动下，元和三年（808年） ,朱邪尽忠及其长子朱邪执宜率领沙陀人众部落三万循乌德犍山东行，开始了艰难的逃亡征途。这场投唐之行的代价很惨遭，酋长朱邪尽忠战死，朱邪执宜身负重伤，只剩下骑兵两千余人、战马七百骑、杂畜千余头，辗转来到了灵州(宁夏灵武西)。
沙陀人归顺，唐朝政府很是优待，将其安置于盐州(在今陕西定边及内蒙古盐池县境)，并设置羁縻性质的阴山府，授朱邪执宜为阴山府兵马使，其弟葛勒阿波为左武卫大将军兼阴山府都督。
沙陀降众与范希朝之间有一定的个人依附关系，其迁徙往往与范氏官职迁转有关。
元和四年（809年），范希朝从振武节度使专任河东节度使，坐镇太原，沙陀部族随之东迁。迁徙至河东的沙陀人一部分被安置于神武川的黄花堆(今山西应县西北)，一部分被安置在定襄川(今山西定襄县)。河东是唐王朝的龙兴之地，西接长安，南临汴州，北捍蛮夷，地理位置重要，迁徙至此的沙陀部族将会以此为基业，撼动天下。范希朝将沙陀人整编成军，“料其劲骑千二百，号沙陀军”，建立了一支骁勇彪悍的沙陀骑兵。
元和五年（810年），继任河东节度使的王锷远比范希朝有忧患意识，他认为“朱邪族孳炽，散居北川，恐启野心，愿析其族隶诸州，势分易弱也”。唐朝廷采纳了王锷的建议，“建十府以处沙陀”。但是，唐朝的这种分而治之的办法并不彻底，没有将其部族打乱与别的民族混杂在一起，他们仍然是聚族而居，仍具有极强的部族凝聚力和自身的特点。沙陀人非但没有被削弱，反而越来越壮大。
唐文宗太和四年(830)，柳公绰为河东节度使，因“沙陀素骁勇，为九姓、六州胡所畏伏”，于是奏以沙陀酋长朱邪执宜为阴山府都督、代北行营招抚使，镇守北部边疆。沙陀居于代北，其自治政权的特质愈发突出，其与唐朝的关系也更加复杂。
沙陀酋长朱邪执宜大约死于唐文宗开成年间(836-840年)，他的儿子朱邪赤心接班了。朱邪赤心继续为大唐帝国东征西讨，曾率部参加了武宗会昌年间(841-846年)讨伐回鹊和昭义镇的战争。会昌四年（844年），因为参加平定泽潞镇，因功升为朔州刺史、代北军使。宣宗大中元年(847年)，吐蕃联合党项及回鹊袭扰河西地区。朱邪赤心又奉命率部随河东节度使王宰出征。大中三年，河西战事平定之后，朱邪赤心因功被任命为蔚州刺史、云州守捉使。咸通九年(868年)，桂州（广西桂林）戍卒拥粮料判官庞勋为主，发动叛乱，从桂州一直打到徐淮地区，攻陷彭城（江苏徐州）。朱邪赤心又率部随义成军节度使、徐泗行营都招讨使康承训前往镇压庞勋之乱，因功被唐授予大同军防御使，后又迁为鄜坊、振武节度使的职务，还被赐姓李氏，朱邪赤心因此得了个荣耀的汉名李国昌，并“预郑王属籍”。
突厥别部沙陀人从此成为荣耀的陇西李氏，编入皇室宗籍，这对于沙陀集团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。事实上，沙陀人从元和三年内迁后，一直被唐廷所防范。原先唐朝考虑到“沙陀在灵武，迫近吐蕃，虑其反复”，故而才将其迁至代北。到了代北之后，河东节度使王锷又向朝廷提出一个“析其族隶诸州，势分易弱也”，建十府是为了分而治之，但效果并不明显。
唐朝对于沙陀的态度是既任用，又防范控制。朱邪执宜、赤心父子虽然为唐朝屡建战功，但唐授予他们的职务都不过为一州刺史，隶属河东节度使管辖。沙陀人出征，也要受他军的节制，元和时隶属忠武军，之后隶属河东军。
庞勋之乱改变了沙陀受制于人的局面，朱邪赤心变成了李国昌，还当上了大同防御使，并进而出任鄜坊、振武节度使。虽然大同、鄜坊、振武在当时都算不上强藩，但这毕竟是藩镇，李国昌也正式跻身地方节帅序列。另外，赐姓一事意义重大，沙陀人的汉化进程进入了一个加速时期。后来李国昌的孙子李存勖建立后唐，被宋人视为正统王朝，这恐怕与赐姓关系甚大。
势力越来越大的沙陀李氏集团，必将与唐帝国发生冲突，势变使然，与政治伦理无关。沙陀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李克用是李国昌的第三子，是将沙陀李氏带入辉煌的关键领袖。
李克用生于大中元年(847年)九月，根据《旧五代史·唐武皇纪上》记载，“献祖之讨庞勋也，武皇年十五，从征，摧锋陷阵，出诸将之右，军中目为‘飞虎子’。”十五岁的少年英雄李克用以自己的勇猛和战功在军中建立了威信，平定庞勋之乱后，李国昌被擢为振武节度使，“飞虎子”李克用则为云中牙将。成年的李克用又当上云中守捉使，其上司是云中防御使支谟。
在军中崭露头角的李克用渐露桀骜，发生于乾符五年（878年）的斗鸡台事变就充分暴露了枭雄的野心。
支谟之后的云中防御使段文楚，是名臣段秀实的孙子。李克用时任沙陀三部落副兵马使，戍守蔚州。当时，代北连年荒旱，百姓饥寒，军粮供应很紧张。漕运不济，粮食运输成本比以前增加数倍，而且承运重役常使供差者破产毙命。段文楚怜悯百姓疾苦，下令缩减军士粮饷，“而且又用法稍峻”，引起“军士怨怒”。此时，李克用的叔叔云州沙陀兵马使李尽忠乘机密遣部将康君立至蔚州，怂恿李克用发动兵变，取代段文楚。李克用起初还很犹豫，对康君立说：“吾父在振武，俟我禀之。”康君立说：“今机事已泄，缓则生变，何暇千里禀命乎？”在其怂恿之下，李克用决定放手一搏。
李尽忠也连夜率部攻入云州，抓了段文楚和节度柳汉璋，掌控云中军政大权。李克用得知叔父得手之后，立即率军万余驰抵云州，军驻斗鸡台（今山西大同城郊）。李尽忠计划奉李克用为首，拥其做云中防御留后，也就是代理防御使的意思。
李克用要上位，段文楚就不能活，数日之后，李尽忠将段文楚一家五口送到李克用驻军的斗鸡台下。晚唐藩镇骄兵悍将兵变作乱，杀掉统帅也不足为奇。但是，李克用杀死段文楚一家五口人的手段实在是残忍至极，《资治通鉴》上的记载是“克用令军士剐而食之，以骑践其骸”，场面惨不忍睹！李克用残杀段文楚一家之后，堂而皇之地“入府舍视事”，以防御使自居。
不过，朝廷的反应似乎很淡定，在给云州的诏书中写道“若克用暂勿主兵务，束手待朝廷除人，则事出权宜，不足猜虑。若便图军柄，欲奄大同，则患系久长，故难依允。”朝廷意思是说，斗鸡台事变如果仅仅是一般意义的兵变，骄兵悍将不满待遇降低而引发的，李克用如果能乖乖听从朝廷进一步人事安排，那就算不得大事。但是，如果李克用的心思是进一步占据大同，那就要动武解决了。
李克用的父亲李国昌似乎对这场兵变真的不知情，他在事情发生之后，立即上书朝廷，以表忠心：“乞朝廷速除大同防御使；若克用违命，臣请帅本道兵讨之，终不爱一子以负国家。”李国昌的态度让唐廷觉得这事情并不大，还有政治解决的可能性。唐廷下旨，任命大司农卿支详为大同军宣慰使，并且命李国昌去劝诫招抚李克用，同时又任命太仆卿卢简方为大同防御使。四月，唐廷又进行了进一步人事调整，“以前大同军防御使卢简方为振武节度使，以振武节度使李国昌为大同节度使，以为克用必无以拒也”。
看上去，李国昌还是忠于大唐的，但是到了五月，形式急转直下，李国昌竟也参加了叛乱。正事变主谋之一李尽忠的分析，“今天下大乱，朝廷号令不复行于四方，此乃英雄立功名富贵之秋也。······李振武（即李国昌）功大官高，名闻夭下，其子勇冠诸军，若辅以举事，代北不足平也”。所以，五月之后，“李国昌欲父子并据两镇，得大同制书，毁之，杀监军，不受代”，父子二人合兵造反了！
李国昌父子想要的是整个代北，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事变的主谋究竟是谁，已经不言自明。代北沙陀自进入河东以来，长期经营代北（雁门关以北）地区，形成了比较强大稳定的军事政治力量，但在唐廷的刻意分割削弱下，始终未能真正完全掌控这一地区。自从李克用等人发动斗鸡台事变，占据云州之后，朔州和蔚州也很快被沙陀李氏集团控制。至此，代北之地全为李克用所据。
势力膨胀的沙陀李氏集团很快就主动南下侵扰唐朝州县。五月，李国昌就与李克用合兵，攻陷遮虏军，并进击宁武、岢岚军。六月，“沙陀焚唐林、崞县，入忻州境”。很显然，唐廷政治解决斗鸡台事变的方案失败了，只能武力平叛了。在代北完全失陷的情况下，唐军只能依靠雁门关及太原作为支撑点进行防御，但是“太原屡隙警急，雁门不足提防”，形势愈发危急。
当李国昌父子拒命后，唐朝便发动河东、幽州、昭义诸镇及吐谷浑赫连铎进讨。在多路大军的严厉打击之下，广明元年(880年)六月，沙陀酋长、李国昌的族弟李友金及萨葛都督米海万、安庆都督史敬存等率沙陀三部落降唐。七月，李克用、李国昌父子先后连连大败，部众溃散，李氏父子、宗族及康君立等向北逃入鞑靼部落。在取得对沙陀李氏军事胜利之后，唐廷任命吐谷浑酋长赫连铎为大同军防御使，白义成为蔚州刺史，米海万为朔州刺史，振武帅位也落入吴师泰之手，不久又为契芯璋接手。
李克用非但未能“旬日而定代北之地”，朱邪执宜、朱邪赤心(李国昌)苦心经营数十年的地盘又丧失殆尽，沙陀李氏集团遭遇了一次几乎毁灭性的打击。如果没有后来的黄巢之乱，沙陀李氏可能永无翻身机会。
广明元年十二月，黄巢大军攻占长安。中和元年(881年)二月，李友金奉命率沙陀、萨葛、安庆三部落及吐谷浑诸部5000人救援京师。李友金的兵马到了绛州，绛州刺史沙陀人瞿稹对监军陈景思说：“贼势方盛，未可轻进，不若且还代北募兵。”于是，李友金返回代北。半月间，募兵三万，“皆北边五部之众”。
代北之众是李氏集团的老班底，是李国昌、李克用父子的基本盘。李友金当时投降唐朝，原本就是迫于无奈，更有人认为他是奉李国昌之命假投降，借以保存实力，李国昌是“遣李友金伪背己以降而为之内谋”。不论此事真假，李友金确实就以自己驾驭不了代北军士为由，怂恿监军陈景思上奏朝廷，请赦免李国昌父子，让他们带兵平叛。
中和元年（881年）三月，唐廷下诏赦免了李国昌和李克用父子，李友金奉诏去鞑靼部落迎接。在平叛的旗号下，沙陀李氏迎来了复兴机会。中和三年（883年）李国昌病死，李克用继任为沙陀李氏的主要领袖，他不仅恢复了沙陀人在李国昌时期的鼎盛，而且建立了一个以沙陀人为核心的强大的地方割据政权，为后来的后唐王朝奠定了基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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